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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倪元璐(1593-1644)

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倪元璐像

        

        字汝玉,號鴻寶,浙江上虞人,明代著名的書畫家。天啟二年(1621)進士。天啟七年出任江西鄉試之主考官,時宦官魏忠賢壟斷朝政,敗壞綱紀,元璐出考題譏諷之。思宗即位,誅魏忠賢,元璐才倖免于禍。元璐素負時望,亦漸獲重用,思宗頗欲用之,然卻因此深遭小人所忌,而蒙讒言罷歸。元璐自此深知朝政不可為,從此絕意仕途。崇禎十五年(1642)聞清兵入至北京,北京震動,求救兵于天下,元璐毅然盡鬻家產以征兵,募得死士數百人,馳赴北京。并向思宗陳述制敵之法,思宗拜為戶部尚書,深恨不能早日用之。

        倪元璐為人清正,有忠義之氣,骨鯁氣剛,倪對當時宦官專權兼掌東廠,魏忠賢又不斷打擊東林黨人極為憤慨,并上奏皇帝為東林黨人伸張正義,崇禎十七年三月十九日,李自成攻陷京城,倪元璐聞之,遂束帶向闕,謝畢天子,以帛自縊身亡,以示忠心曰:“以死謝國,乃分內之事。死后勿葬,必暴我尸于外,聊表內心之哀痛。”卒年五十二。

        倪元璐肩負著士大夫忠君報國的沉重壓力,時勢的不堪和官場的腐敗,他的抱負終難實現,由是只能借書法來發泄胸中的郁勃。在學書法的道路上,倪元璐最得王右軍、顏魯公和蘇東坡三人翰墨之助, 以雄深高渾見魄力,書風奇偉。往往縱筆疾書,隨心所欲。但天份既高,學養又富,故能觸類旁通,風標獨領,雖縱橫使轉,看似絕不經意,但聲情并茂,氣韻優雅,個人風格十分強烈。

        倪元璐書法有明人行書流便秀雅的特點,又有澀勁樸茂的風貌,其源出于帖學書法,又含有碑學特別是六朝碑學的特點。既以風骨凌厲,“異態”高古,清勁奇趣,格調曠達的特點,展現出明代氣勢豪邁、奔放的書風,行書流利猶如“凌魚奮尾,駭龍反拘”,體現明人行書流便秀雅的特點,但又以其不求表面點書之精,這就超越了明代書法的一般風格,能惟求氣勢之盛,集形、意、氣為一體,依意而生、率真天成,把明代的書風推向情與美相結合的道路,從而能達“通神”的極高境界。清吳德璇《初月樓論書隨筆》評曰:“明人中學魯公者,無過倪文公。”其書深得魯公厚實勁健之筆意,而更為勁峭,結體趨于扁方,呈欹側之勢,以險寓正,風格奇倔剛毅,于明末自成一格。

        康有為在《廣藝舟雙楫》中說:“明人無不能行書者,倪鴻寶新理異態尤多。”在古代書法的品評中,此其一。其二:細度他的墨跡,結字多抬高右角,竭盡傾斜交錯,危絕救應之勢。倪元璐善于用筆,他在用筆上直落直收,斬釘截鐵,筆畫恣意,給人以剛勁暢達之感,其墨濃而厚筆畫重而沉,方整中見婉遒,可窺篆、隸之意趣。加上筆畫字型的粗細大小變化,墨色濃濕干枯交替,卻又出現險勁中寓古雅的韻律。這就超越了他源出的帖學、碑學書法,將所學融入自己的創造,使之“下筆磊落無俗氣”,難怪后人對他有“筆奇、字奇、格奇”之三奇,“勢足、意足、韻足”之“三足”的稱譽,正像清代的秦祖永在《桐陰論畫》中說的“元璐書法靈秀神妙,行草尤極超逸”。他突破了明末柔媚的書風,創造了具有強烈個性的書法,對清末民國初年的書風有過一定的影響。

        倪元璐所畫山水,山皆崚嶒兀屼,林木則蒼莽蔥郁,皴法喜用大、小斧劈,總不屑描頭畫角,以取媚于人。王香泉評價:“吾生平頗愛天池(徐渭)書法,脫盡俗塵,及置倪公行草之旁,便如小巫無坐立處。”陶元藻謂:“倪、徐二家畫亦然。蓋倪以雄深高渾見魄力,徐以蕭疏古淡見風神。廊廟山林,原不容并列,況倪有忠義之氣,流露毫端,去人自遠。”傳世作品有《舞鶴賦卷》、《行書詩軸》、《金山詩軸》等。著有《倪文貞集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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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《自書舊作訪客出春明門之一詩軸》綾本行草 125×49cm 湖北省博物館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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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《行書李賀南園一首詩軸》絹本行書 194×49cm 廣東省博物館藏
      《行書“槖駝亦易識”五律詩軸》綾本行書 177.8×48.2cm 廣東省博物館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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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《瀾園招飲詩扇面》 泥金紙本草書,17×52.5cm。北京故宮博物院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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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《題畫行草詩軸》行草書 130.3×41cm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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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其他[1]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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